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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日，最高检经研究并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，在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加挂“知识产权检察厅”牌子。4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是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第一次向社会公众亮相。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正式挂牌成立，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一步迈入专业化、综合化的发展阶段。
2024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3486人，受理审查起诉33805人，同比分别上升5.9%和10.2%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宫鸣在发布会上介绍，检察机关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高端装备、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等关键核心技术，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，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白皮书介绍，2024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163件385人，案件数同比上升12.4%。
最高检指导上海、浙江、广东等地办理了一批涉、芯片制造、动力电池等在创新密集型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新类型案件。
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郭某侵犯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中，突破专业壁垒，完善证据链条，依法认定公司内部人员非法获取核心技术代码的犯罪行为，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，被告人被判处刑罚，并处罚金，并协助法院推动一揽子解决公司股权争议。
四川检察机关办理的尹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，被害单位为化工领域高科技龙头企业。检察机关通过电子数据分析、物证应用技术等手段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，申请侦查人员、鉴定人员出庭作证，推进庭审实质化，最终尹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，为权利人挽回经济损失人民币6.58 亿元。
北京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侵犯安检设备应用领域商业秘密案中，综合运用技术调查官与检察技术辅助办案制度，利用远程勘验提取关键证据，查明技术事实，并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追加认定侵犯经营信息的犯罪事实。
企业作为市场创新的主体，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需求越来越大，要求越来越高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（知识产权检察厅）副厅长刘太宗在发布会上介绍，2024年，检察机关立足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职责，加强涉企知识产权保护，守护企业创新动能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，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法治环境。
一是加大对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。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，坚决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，切实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。过去五年，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量持续增加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其中，2024年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9452件20817人，人数较2020年上升71.3%。依法加大财产刑的适用，让犯罪分子不能从犯罪中获利，剥夺其再犯罪能力。
例如，北京检察机关办理的邵某某等18人制作、销售盗版儿童图书案，非法经营数额总计人民币5000余万元，检察机关以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，被告人均被判处刑罚，其中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。
二是重点加强对新类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。近年来，利用深度链接、网络爬虫、架设游戏私服、电子侵入等新技术手段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不断出现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、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等机制作用，加大对新类型犯罪的打击力度。
例如，广东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文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，被告人开发利用“爬虫”软件采集权利人公司计算机系统中存储的客户信息和交易邮件数据327万余条，用于经营同类业务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，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三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。贯彻证据裁判规则，用好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侦查，全面提升证据审查、引导侦查、出庭公诉等各项能力。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，切实防止和依法纠正趋利性执法，防止有案不立和不当立案。
例如，河北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涉嫌销售假冒运动鞋犯罪案件中，经补充侦查，综合全案证据认定，涉案公司和人员的制售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在先使用，不具有犯罪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，不构成犯罪，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案。
四是始终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。坚持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，推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建设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办案中解“法结”、化“心结”，从源头上减少知识产权纠纷。针对检察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苗头性、倾向性社会问题，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，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，督促有关部门加强风险监管，引导企业健全防范机制。
例如，江苏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翻新出售假冒光调制解调器犯罪案件中，向被害公司制发法律风险提示函，促进公司强化内部管理。
刘太宗介绍，针对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，共同研究制定了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加大刑事打击力度，明确相关法律适用和证据证明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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